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督察院的长官,是左右都御史,负责监督官员。一般由文官担任,偶尔会破例特招,主要跟内阁和刑部对接工作,也可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。
国安院的长官,同样是左右都御史,对内负责邮驿站、监察豪强,对外负责打探军情、安插间谍等等。主要跟内阁、兵部和督察院对接,也可绕过内阁直接向皇帝负责。
随着国内局势平定,徐颖当初招募的探子,由于素质良莠不齐,不断出现乱七八糟的问题。
比如,敲诈勒索,鱼肉百姓!
他们以前叫做黑衣卫,有的仗着身份胡作非为,地方官根本就不敢干涉。就连廉政巡视官,都不敢直接出手,只能回京之后向皇帝打小报告。
这种事情越来越多,赵瀚才决定将黑衣卫正规化。
不但黑衣卫改名国安院,还把全国的邮驿系统,全部划归国安院管辖。大量底层探子,转化为驿站的驿卒。高级探子,转化为驿丞,或者干脆调去督察院当廉政官。所以全国各地的驿站,那些驿卒基本都兼职密探,驿丞每天会把驿卒收集的信息进行整理。
每个重要的边境地区,国安院会设立分院,负责对外打探情报、对外安插间谍。而国安院总部,负责分析全国送来的情报。
在失去缉捕权之后,国安院完全沦为情报组织和邮政单位。
接替徐颖掌控国安院的,正是当初黄家镇的客栈店小二。曾经只会写自己名字,只认得菜名的家伙,如今不但识字上千,而且还请先生改了大名——黄遵度。
跟那个黄老爷一样,是“遵”字辈儿的。
“可曾打听清楚,《儒林拾趣》是谁出钱办的?”赵瀚问道。
黄遵度说道:“《儒林拾趣》有六大股东,其中三家出资最多。一为南京李家,二为嘉兴张家,三为青州翟家。”
赵瀚感觉很稀奇:“京城和江南士绅办报,还算比较合理。怎么山东人也来南京投资办报了?”
黄遵度解释说:“翟氏祖籍安徽,明初大移民,先是到了河北枣强,又被分发到青州落户。天顺年间,徙居西河村,繁衍为大族,人称‘西河翟氏’。万历年间,翟凤翀中了进士,投身东林党,被阉党贬官罢职。崇祯二年复起,做了兵部右侍郎,转升兵部左侍郎。又兼督察院左佥都御史,督理辽饷,兼摄学校,巡抚天津等地。前线兵败,翟凤翀被罢职归乡。”
赵瀚冷笑:“原来督理过辽饷,难怪有钱南下办报。”
黄遵度继续说:“南下办报之人,叫做翟文贲,是那翟凤翀的族侄。翟文贲在崇祯年间中举,因兵祸和瘟疫,没有前往北京会试。我朝收复山东之后,翟文贲主动投效,但只做了普通吏员。估计是觉得吏员辛苦又没面子,于是辞职回乡读书。三年前的科举,他年限超了六岁,不能报考山东乡试,还在省城闹了一回,被抓去关了三天牢房。此后就到南京厮混,参加文会,结交朋友,又合伙办了《儒林拾趣》。”
“这是心怀怨恨啊!放眼全国,此辈不知凡几。”赵瀚感慨道。
翟文贲纯属自毁前程,大同军收复山东挺早的,他那个时候已经做吏员了。如果能勤勉工作,又有大明举人的文凭,估计现在都已经升任知县了。
他却不屑于做吏员,主动辞职回家。好不容易盼到科举,谁知朝廷又卡死年龄,现在只能办报纸冒酸水。
就算没卡死科举年龄,就算翟文贲成功考上,他的官职也不会比一开始就老实升迁更高。
赵瀚又问:“那个写文章的苍虚子又是谁?”
黄遵度回答:“嘉兴秀水人张天植,也是过了科举年限,而且第一届科举时,他的年龄只超了三岁。自那以后,此人就到处发恼骚,写文章埋怨朝廷的科举制度。因为有些文章写得太过火,没有报纸愿意刊载其文,他便跟翟文贲等人合伙自办报纸。”
“很好,你下去吧。”赵瀚对国安院的情报工作表示认可。
其实这些信息,根本不用离开南京,就能打听得一清二楚,因为翟文贲和张天植太高调了。
黄遵度离开之后,赵瀚再次翻开《儒林拾趣》。
与其说这是一份报纸,不如说是一本杂志。新闻篇幅很少,而且不是市井新闻,也不是什么政治新闻,全都是文人之间的风雅趣事。除此之外,便是各种文学作品,根本不是办给平民百姓看的。
但《儒林拾趣》的销量颇高,只因文章颇为出格,经常含沙射影抨击政策,对上了传统士绅的口味。
这篇反对女子科举的文章,通篇引经据典,甚至引用赵瀚的“格位论”。
格位论是赵瀚用来倡导男女平等的,到了张天植的笔下,却成为反对女子科举的理论。他死咬着“男与女,位不等,格相同”的字眼,反反复复说自己支持男女平等,但也要注意男女的实际差别。女人就该主内,该相夫教子,不应抛头露面,更不应参加科举考试。
仅从文章来看,并没有违规,也没有对皇帝不敬,且全篇多处高呼“圣天子在上”。
既然不违规,赵瀚也懒得去管,他不搞因言获罪那一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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