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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为一个从二十一世纪穿越而来的重生者,维克托即便是再孤陋寡闻,也不可能不知道“冷战”,不知道“铁幕”这些词汇,毕竟在他前世的那个时代里,美国人已经将“冷战思维”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,他们通过冷战搞垮了苏联,却又在受到来自东方的威胁时,将同样的理念对准了中国。
所以,那个时候的美国,在经历了两百年的发展,尤其是在经过了二战后几十年的膨胀期之后,已经整个变的堕落了,他们诚然没有了“力争天下先”的勇气和信念,反而成为了彻头彻尾的恶霸,他们在向前发展的道路上,只信奉一个概念:我可以不发展,但谁要比我发展的快,发展的好,我就要把谁干下去——标准的螃蟹效应,用一句有些恶俗的话来形容,就是美国已经成为了挡在人类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。
当然,现在的美国还没有那么堕落,与联盟的状况差不多,其整体国家氛围还是积极向上的,争霸归争霸,对立归对立,站在一个较为公允的角度上看,美国国内的精英阶层也好,普罗大众也罢,都还处在一个颇具活力的状态下,这也是美国能够在战后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向前发展的最根本原因。
至于冷战的思维,就起根本来说,其实是一种外交理念,是一种国家外向战略,其出发点,一方面来自于美国在战后膨胀起来的野心,一方面则来自于联盟施加给华盛顿的巨大压力。
前世的时候,维克托所接触到的历史描述,一概都宣称“冷战”这一概念,是由丘吉尔最先提出的,他的《和平砥柱》演说里,提到的那道铁幕,就是吹响冷战序幕的号角。但从对外情报局提供的情报上看,前世的历史描述显然是极其表面化的,它未曾接触到一个更深层次的事实,那就是丘吉尔的这篇演说,实际上是在杜鲁门的授意之下做出的,换句话说,是作为美国总统的杜鲁门,通过丘吉尔的这篇演说,向全美大众表述出了自己的立场和观点——作为美利坚合众国的总统,他要带领美国与正在飞速膨胀中的苏联相对抗,并由此夺得新的世界霸权。
根据纽约情报站提供的情报显示,在丘吉尔由英国抵达美国之后,其便与杜鲁门总统展开过一次密会,其间,双方进行了一次长达三个小时的闭门磋商,他们具体谈了什么,情报站未能获得更进一步的消息,但此后不久,这片演说便发布了。
在随后这段时间里,美国各界对于演说的看法并未能达成一致,尤其是共和党方面,普遍认为丘吉尔在危言耸听,并试图借助美国之手,保障其在欧洲的权益和地位,换句话说,英国人是在试图拿美国人当枪使,其所发表的那些慷慨激昂的演说词中,包藏着祸心。
而在民主党内部,即便是反对孤立主义的议员们,也并不完全认同丘吉尔的这篇演说,他们认为美国战后一段时期内的核心利益,应该在沙特阿拉伯和东亚、东南亚,至于欧洲......呵呵,欧洲是欧洲人的欧洲,这是戴高乐所说的,因此,为了避免遭遇一战后的那种尴尬,美国应该与苏联人以谈判的方式解决在欧洲的矛盾冲突,至于更多的问题,则应该交给英法自己去解决——这种观点的意见,其实就是建议将欧洲丢给苏联和英法去争抢,美国甚至可以通过出卖欧洲的利益,来换取苏联在沙特以及东亚、东南亚问题上对美国的支持。
杜鲁门不是傻的,他很清楚自己一旦亲口提出与苏联展开对抗这种立场,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,作为美国总统,如果这篇演讲所渗透出来的观念,由他亲口说出来,那就毫无退路可言了,要嘛,他推动相关的政策获得通过,并在其在任期间推行下去,要嘛,他就等着被弹劾,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因不信任案而被罢免的总统。
《和平砥柱》这一篇演讲所涉及的内容,必然会在国际范围内掀起巨大的风波,苏联人会采取什么样的举措,会有什么样的反应,谁都难以估量,所以,别说是杜鲁门,即便是丘吉尔,如果他还在英国首相任上,这样的演讲他也不敢亲口说出来,因为作为首相,他必须为自己所说的每一句话负责。
而现在,丘吉尔已经不是英国首相了,他嘴巴长在他的鼻子下面,想说什么都可以,他有基本的言论自由,并且不用为他嘴里说出来的每一句话负责。
所以,丘吉尔先生所发表的这一篇演讲,其实就是给杜鲁门先生探路的,藏在背后的现任美国总统,需要通过这次的演讲,来查看美国公众,尤其是政界对这篇演讲的态度,如果风向对他有利,那么不用问,他会立刻开始推动与苏联全面对抗的各项策略,如果风向对其不利,那他可以当做什么都没有发生过,丘吉尔的演说与他有什么关系?一个卸任的英国首相,难道还能决定美国总统的立场吗?
所以,这就是《和平砥柱》演说幕后的故事,维克托更倾向于相信这个版本,而若是这个版本是真实的,就说明杜鲁门及其幕僚们,已经在对待联盟的问题上达成了基本的共识,只是他们自己现在都缺乏底气,既担心得不到美国国内的认可,又担心在联盟对抗的过程中,占据不了优势。因此,他们没有冒失的做出决策,而是使了一个计谋,希望通过丘吉尔的这一番演说,在美国国内引发讨论,然后通过舆论反推他们自己,最终引出他们已经规划好的决策。
站在办公桌后,维克托将文件从头到尾看了一遍,又在脑子里将其中的可能性设想了一遍,正想坐下起草一份报告,办公桌上的红色电话突然响了起来,这是斯大林同志的专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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