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1722章 求真求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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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禹贡》之书，讲的是禹别九州，随山浚川，任土作贡，所以称之为禹贡。很多人都认为是上古之时大禹定下社稷之后，来区分华夏九州，当然，在《禹贡》的整篇文章之中，大部分还是讲山川如何区别，如何治理的问题，贡赋篇幅占比偏少一些。

所谓九州之说，最早就是出现在《禹贡》之书当中，所以可以称之为具备跨时代意义的一本书，让华夏民族第一次对于整个天下，有了一个大致上整体的概念。

这样的一本书，在汉代，绝大多数的人都认为《禹贡》是夏朝史官所写，甚至是大禹本人的著述，是属于纪录圣人言行的一本书，就跟《论语》一样，是代表了大禹的意志和精神，因此李黄之前才以《禹贡》举例，说读懂了《禹贡》就通晓了治理山川。

虽然李黄的这一种理论有些片面，但也代表了大多数人的观念，因此当司马徽表示，《禹贡》根本不是大禹，抑或是夏朝史官代为记录的，而是后人假借大禹之名的伪作之时，自然是哗然一片，顿时忍不住交头接耳议论纷纷起来，还有些人更是站起身，愤然指责司马徽不敬圣人……

司马徽笑着，丝毫不惧。

要是在别的地方，司马徽还多少会担心群情激愤之下出了什么乱子，但是现在于骠骑将军斐潜的地盘上，自己的安全自然是有保障的。果然，都不用司马徽特别发号施令，在场边维持秩序的兵卒立刻沉声大喝，将混乱的场面控制了下来。

等众人稍微安静了一些之后，司马徽微微笑着说道：“诸位！诸位听某道来……方某有言，《禹贡》之书中，有‘导沇水，东流为济，入于河，溢为荥；东出于陶丘北，又东至于菏，又东北，会于汶，又北，东入于海’一文，然否？”

“这又如何？”李黄左右看了看，发现因为方才司马徽所言，一些人也跟他一样站了起来，不由得胆气略壮，高声应答道。

“此便是老夫之言佐证也！需知菏水非上古即有，而是吴夫差十二年，为与晋争霸，沟通泗济，再由济水入河也！《国语》一书之中有记‘阙为深沟，通于商、鲁之野’是也！菏水而成，吴王领兵循泗北上，由泗入菏，再由菏入济，抵黄池盟晋也！”司马徽朗声说道，“夫大禹之时，尤可知吴王之举耶？盖因撰《禹贡》之人，因菏水以久，而忘其故也！《禹贡》之书，字字珠玑，描绘山川，更是明晰，读之如观掌纹也，然尤假托大禹之名，何也？乃欲以圣人之名而曲众之！”

李黄哑然半响，憋出来一句：“尤可知大禹之时，便无菏水？吴王若只是开挖淤堵，重辟河道……”

司马徽笑了笑，没有理会李黄的强辩，也没有解释，就像是没有看见李黄一般，继续说道：“须知古文之体，东周者众，尤有金文，故识之者甚少也。今文以隶载之，孝武，光武皇帝心怀天下，欲广泽华夏，金隶相较，自然以隶胜之，更利教授，故立于宫学，非古文所不正也！”

汉武帝和光武帝是不是这么想的，谁也不知道，有可能是，也有可能不是，反正司马徽现在这么说了，信不信由你……

但是也不能不否认，司马徽所说的确实有些道理。今文确实是比古文更加容易传授和学习，这是今文具备的优势，否则也不会当下那么多的人学习今文经学。

“然求学之人，岂能知难而退哉！”司马徽的声音铿锵起来，手臂也挥舞着，“古文难矣，便斥之如敝乎？天下难事，亦斥之乎？老夫于此，非为论古文之美，亦非论今文之害，乃论学子之正道也！”

司马徽继续朗声说道：“学之道，乃求真也！明天地之真，方可知日月风云，晓世间之真，方通人情冷暖！如此才是，人心惟危，道心惟微；惟精惟一，允执厥中！欲求虚名，假借圣人，妄解惘注，实为百害而无一益也！狂妄自大，只知于形，不求真解，不进正道，岂如指鸠为鸡，指鹿为马乎？其可悲也叹，其可笑也欤！吾辈求学，自当去伪求真，去妄求正！如此方为学之道也！”

“哗……”

司马徽“求真”之说，就像是一声雷响一般，带动着广场之上所有人都开始议论了起来。其实古文经和今文经的争辩和对抗，并非是司马徽一个人，也并不是现在这一段时间，而是从一开始，就存在了。两派人士各有拥护者，也曾经是争论得天昏日暗日月无光一般……

大汉立国之初，因为焚书法令，导致很多经典流失了，所有流传到了汉代的经书，大多数都是从能背诵和传授全文的学者口中抢救出来，所以，在经学传承这个方面上，今文经学的功劳确实是不能抹灭。

但是也不能说这是秦朝做的一件混账事，而是因为秦朝确实是太短了，很多事情可能秦始皇还有后续的手段和策略，但是来不及继续下去了。

战国各国各自为政，不管是钱币，还是标准，抑或是文字，都各不相同，如果没有秦始皇同文之举，后来华夏也不会有大一统的基础，正是因为秦朝焚书，汉代重建，华夏文化就如同凤凰磐涅一般，从废墟之中升腾而起，才更加绚丽。

然而今文经学从汉初，发展到了现在，因为各家各派的传承不同，注解不同，甚至经文本身都不同，导致了同样一部经典，因为文本的不同，就会演化出很多学派，而这些学派之间又不可能进行妥协，到了汉恒帝汉灵帝时期，身为为了让自家子弟能够在太学之中取得更好的名次，获取更高的起点，有些家族甚至贿赂太学的博士，让其用自家的经文为范本，而不用别人的……

再加上今文经学之中，很多都是后来人添加进去的什么微言大义，什么圣人心思，但是又不可能说得很完整，毕竟越是细节多的越容易出问题，就像是什么卦签啊，什么十二星座运势啊一样，当然不可能具体到某一天某一件事，只能是越云山雾罩越好，越是左右逢源越佳，于是乎这些解和注，不仅是不能让原本的经文更通俗，反倒是使得后来的人更加的难以理解，完全违背了今文经学最先发展出来的本意。

纵然有这些问题，但是想要完全一竿子立刻将今文经学全数打死，这显然不可能的。原本司马徽是异常的痛恨今文经学，但是在平阳的这一段时间之中，司马徽也想明白了，或者说从骠骑将军斐潜的身上学到了，并非所有事情都是非此即彼，非白即黑，想要揭露今文经学的弊端，不是仅仅只有将其完全打到一种方法。

本朝今文经学是官方学术的主体，不管是西汉的长安，还是东汉的雒阳，不管是太学，还是到州郡县所设立的官学，教授的经学都是今文经学，所以，在面对着这样一个庞大的群体来说，若是一下子就说要废除今文经，重新推古文经，无疑就是遭遇到极大的阻力，甚至可能一开始就被滔天的反对扑灭了。

但是同样的，因为今文经学的推广面越来越大，所以今文经学之中的那些问题，也并非全数都没有人看到，有些人虽然还在传授和学习今文经学，并不是代表他们就对于这些部分内容荒谬的今文经学完全认同，而是混口饭，抑或是随大流而已，而现在司马徽提出来的“不分古今，唯求真正”的理念，无疑就是给这些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方向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