432、牵牛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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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份教材不是华真行编的，华真行只是做了一番解释，为什么推翻几里国旧政权的新联盟，要在全国使用这样一份社会学基础教材？

曼曼抿着嘴唇，瞪大眼睛连连点头。石双成皱着眉头微微颔首。王丰收的嘴角又翘了起来，似笑非笑仿佛再度进入看戏状态。

叶一宁也是四境修士，不到六万字的材料很快就看完了，合上教材时居然笑了：“华总导太严肃了，我刚才只是随口一说，其实那也不是我的观点，只是看到很多人都那么说。”

华真行：“那你自己怎么认为的呢？”

叶一宁：“抱歉啊，其实我没想过那么多，也没有像华总导研究得这么深。但是我也觉得吧，三纲五常之类的东西，确实挺腐朽落后的，至少从一个现代女性的角度，我非常反感。”

华真行也笑了：“其实我也没什么研究，只是一个普通学生，曾在柯老先生门下受教。就我的理解，三纲是皮，早已不合时宜，我也非常反感，但五常为骨，不能把概念搞混淆了……

所谓三纲，君为臣纲、父为子纲、夫为妻纲，这是三种伦理要求；所谓五常，则是礼、义、仁、智、信，这是五种道德原则。

这是王丰收刚才提到的汉儒搞出来的东西，确切的说它本身并非儒学，而是后世儒生为了统治需求和社会稳定推行的一套应用体系。

华真行并没有展开讲，在农耕文明时代，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伦理要求，它怎样满足了维护社会稳定和生产发展的需要。比如父为子纲，表面是家庭伦理，实质是生产组织形式。

这是延伸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了。

他只重点解释为何说三纲是皮，是指加上特定历史年代的变量，所推衍出的秩序体系。假如应用环境变了，比如说在当代社会，儒家的立论本身就能推翻它。

这是延伸到辩证法领域了。

假如以君主制的合法性为前提，可以得出君为臣纲的要求。但是从“忠恕”的原则本身，推导不出君主制必然合理的结论。假如君主制这个前提不存在，君为臣纲当然也就没有存在基础。

在工业文明社会中，以“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”的原则，本身也就能推翻夫为妻纲的结论。

可是礼义仁智信这五常，之所以称之为“常”，它是可以超越时代的。仁，就是忠恕，而礼，是忠恕原则所要求的社会规范，形而上为道德，形而下为律法。

那个时代不需要道德与律法？儒家只是在讲，制定道德与律法的依据与原则，它是工具性的。至于后人用这个工具、加什么材料、做出一桌什么菜，那就要看各自的目的和手艺了。

从根本立论推导出五常的过程，这份教材的最后都介绍了，华真行只是强调，没有哪个时代可以没有礼义仁智信的概念与标准。

你可以批判某个时代所建立的礼义仁智信具体法则，甚至说它们是“吃人”的，比如批判封建时代的礼义仁智信，但同样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礼义仁智信吧。

礼义仁智信最初的概念是从哪里来的，就是从儒家立论推出来的。人们真正需要什么样的道德，“真正需要”这个意识本身，就是儒家的立论基础。

忠恕本身，包含了道德层面上的人格平等，所以东国文化本身，就默认了道德层面上的人格平等，不以贵贱论德行。身为现代人，更可以去追求群益层面上的“社会格位”平等。

华真行很谦逊，一再声称自己学问尚浅，只是听了柯夫子的教诲，试着讲讲而已。叶一宁则拍了拍那份材料道：“能否也给我一份，我拿回去好好学学。”

王丰收插话道：“你们房隆关，平时都教弟子什么？”

牛以平赶紧解释道：“教修行，教对天地自然的感悟。叶师妹很小的时候就跟着父母搬到市区了，回师门的时间并不多，主要都在传习秘法，平日大部分时间还要上学呢。”

王丰收：“天也不早了，我们该吃晚饭了，边吃边聊吧。”

华真行却摆手道：“不着急，再等一会儿也饿不着。牛老师的问题都问了，可是我的问题还没说呢。”

王丰收：“那您先说，说完了再吃不迟。”

华真行：“我想知道，春华大学或者是东国，招收海外留学生的目的是什么？”

大学当然是培养人才的地方，更进一步的设问，就是为谁培养人才、培养什么样的人才、人才培养出来后可以去干什么？

这个问题很好回答，可以张嘴就来：为各个国家培养人才、培养各个国家所需要的人才、人才培养出来之后去建设他们的国家。

但是答案真的如此简单吗？这不是本土教育，而是留学生教育，甚至都不是盈利教育，而是国家层面的经费补贴教育。

用本国的税收资金和教育资源，培养的如果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，这说得过去吗？更进一步的设问是：东国的留学生教育，和其他大国的留学生教育有什么不同？

没有哪个国家的教育体系，特别是针对海外留学生的教育，不进行本国价值观的培养与输出。要么以灌输的方式，要么以引导的方式，要么以介绍的方式，总之不可能没有！

假如没有共同或共容的价值观，那培养出的是什么人，难道是竞争对手或敌人？假如以加强经济与政治合作的目的，那么对留学生的价值观引导则更重要。

夏尔有一篇演讲《谁是我们的朋友》，就是引自东国当代最伟大的革命家与思想家的语录，核心就是在阐述这个问题。

东国各大学基本都有两门社会学通识教育课，《东国革命史》和《马恩原理》，但大多数留学生不用去上，因为校方对他们不做要求。

因为各国体制的不同，出于某种担忧，东国在留学生教育中，好像刻意回避了这方面的意识形态输出，也很少宣传自身的体制与文化，除非是相关人员主动来学习这方面的知识与经验。

近年来就算官方层面想宣传，落实到具体实施环节也不知道该怎么宣传，找不到合适的思路，缺乏完整而清晰的体系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