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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本皇帝也想收回相权,但苦于无人支持。而现在,王文川等于是在他瞌睡的时候,送来了枕头。
一边是愿意给他当狗,愿意无条件上交相权、只给皇帝踏踏实实办事的王文川;另一边则是一口一个“祖宗之法不可变”、皇帝做什么事情都必须遵照祖宗之法的文君实。
远近亲疏,一目了然。
皇帝会喜欢谁,还有疑问吗?
如果说原本王文川在皇帝心中的好感度是60,文君实是40,那么现在,王文川的好感度暴涨到了100,而文君实则只剩了10。
找到了这个退破口之后,楚歌的目标就很明确了。
那就是:明目张胆的党争!
按理说,皇帝本该是最不想见到党争的人。
因为一旦党争,就意味着某一党胜出后,会产生巨大的影响,反过来进一步压制皇权。
之前两派势力均衡的时候,你们尚且把朕压得死死地,现在一派倒了、朝堂中全都变成了另一派的人,那朕还不得当场退位?
但现在楚歌要搞的党争,却并不会招致皇帝的激烈反对。
其一,是因为他已经给出了足够的诚意。
楚歌先拿出了官制法,主动让出了一部分相权,这已经让皇帝觉得他是个没有野心、十分听话的臣子。好感度拉满以后,皇帝自然不会觉得王文川会对他有很大的威胁。
其二,是因为他把党争,包装成了为皇帝集权扫清障碍。
楚歌提到了阿云案,就是借这件不起眼的案子,将新旧两党之间的矛盾,转移为旧党和皇帝之间的矛盾。
意思就是说,咱们先不谈变法的事,看看阿云案这件小事。
阿云案里,可是有陛下手谕的!
我们新党,其实是为陛下办事的。陛下手谕说了要减刑,我们就减刑了;同样,陛下要变法,我们就变法了。我们做的一切,其实都是为了陛下。
而旧党呢?陛下今天想赦免一个弱女子,他们不同意;陛下想变法,他们又不同意。
一口一个祖宗之法,那意思是不是说一切按照祖宗之法来就行了?一切交给他们这些旧臣去办就行了?皇帝说什么都不好使了?
这样一来,就把旧党进一步推到了皇帝的对立面上,让皇帝更加讨厌他们。
既然皇帝已经讨厌他们了,那么这就不是党争,而是皇帝在消灭不听话的大臣。
其三,是因为他留足了余地。
楚歌说了,凡是在阿云案中不支持皇帝的,凡是不支持新法的,都是打击对象。
先从小杂鱼开始办,然后再一步步地把朝中重臣也给赶走。
但打击完了之后呢?
如果楚歌说,这些位置空缺出来之后,由新党的成员来顶上,或者更进一步,由他来决定谁来顶上,那皇帝肯定会警觉。
这不还是在培植王文川的势力吗?
但楚歌已经把人事任免权交了出去,谁来顶替这些空缺,是皇帝说了算。
总而言之,在皇帝看来,打击哪些官员,是他决定的;提拔哪些官员,也是他决定的。
既然如此,那还有什么朋党?有什么威胁?
掌控一切的感觉,多么快乐。
这就是楚歌展现在皇帝面前的,那九成的阳谋。
但还有一成,他没说。
那就是这样一番操作之后,到了后期,他仍旧可以实现架空皇帝的操作。
因为在处置这些旧党的时候,他会下死手,让他们再也没有任何回来的机会。
表面上,皇帝可以随意任免、提拔官员,皇帝自己多半也会以为他随时可以提拔别人制衡王文川,一切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。
但在其他的官员看来,就不是这么一回事了。
他们只会看到,旧党在皇帝和王文川的打击下,兵败如山倒,而且全都被王文川以残酷的手段清算了。
这时候,他们想入朝做官,想提拔升迁,还能有其他的选择吗?
只能选择站在王文川这一边,成为新党的支持者。
而等他们被提拔的时候,他们是会念皇帝的好呢,还是会念王文川的好呢?
哪怕这种提拔是皇帝亲自做出的,这些官员心里也会想,自己的官位实际上是王文川给的。
因为他们根本无从分辨,皇帝如此果决,到底是为了支持新法呢?还是为了支持王文川呢?
其实都不是,皇帝是为了自己的权力。但那些官员们,恐怕很难意识到这一点。而即使意识到了,也做不了什么。
总不能上疏痛骂皇帝吧?这种事情就算看出来了,也不能到处乱说啊!
久而久之,皇帝表面上掌握着官员的任免权,但整个朝廷中全都是王文川的人,他任免谁,又有什么区别?
到了那一步,楚歌就可以肆无忌惮地推行新法,不用再担心有什么反对和质疑的声音。
什么?还是会有?
不会有的,因为到了那个时候,楚歌不会让这些声音传到皇帝的耳朵中。
连欺上瞒下都做不到,还算什么权臣?
当然,楚歌也知道,哪怕这样做了,他扮演的王文川也不可能成为无冕之王,也不可能真的彻底架空皇帝、想做什么就做什么。
因为这个皇帝不是小孩子,他正值壮年,仍旧牢牢地掌握着权力。
齐朝毕竟不同于以往的那些朝代,制衡的因素太多了。
哪怕整个朝廷都是王文川的人,若是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决心要干掉王文川,也还是有办法的,只是需要很长的时间而已。
就像严茂青能把持朝政四十余年,是因为皇帝不想干掉他吗?实在是太顺手了,舍不得而已。真想办,也还是能办的。
但就算有朝一日皇帝真的下定决心了,像对待历史上的那些权臣一样,把王文川开棺戮尸了,又如何?
这漫长的时间,足够楚歌做很多事情了。
终于,皇帝被楚歌的这一番画饼,给彻底征服了。
“那么,依王卿之见,朕该从何做起?”
楚歌稍微顿了顿,然后说道:“请官家借臣武德司一用。”
……
楚歌回到府邸之后没多久,武德司的一把手,提举刘知恩就到了。
这位大宦官的脸上,显然写满了疑惑和不解。
因为他实在想不通,皇帝让自己来找这位拗相公,到底是为什么。
楚歌微微一笑,对刘知恩说道:“刘提举,请坐。”
所谓的武德司,就是齐朝由皇帝直属的特务机构。
与大盛朝的锦衣卫不同,武德司的权力其实非常有限。因为齐朝有“刑不上大夫”的祖训,文人的环境十分宽松,基本上没有受到特别严重的迫害。
即便武德司揪出了不法之人,还得将嫌疑人送到大理寺去定罪。
而当时的环境,就连皇帝都拿这些士大夫没什么办法,更何况是武德司。
所以,这时的武德司虽然是一个特务机构,既管宫禁宿卫,也管刺探监察,但实际上对朝堂上的事情却根本发挥不了什么作用,在历史上的存在感十分稀薄。
而在齐朝,这个机构可以说是狗都嫌。
在朝中,武德司直属皇帝,不接受任何大臣的管辖,所以包括文君实在内的大臣屡次上书弹劾痛骂;在民间,武德司也被百姓鄙夷,但凡有点出息的人都不会去武德司任职,更别说是有才学的进士了。
这就导致武德司的成员,或者外围成员大多是一些地痞流氓,打着皇帝的旗号狐假虎威、欺行霸市、无恶不作,败坏了武德司的名声,也让皇帝在士大夫面前抬不起头来。
皇帝也不想取消武德司,于是最终只好妥协,将武德司活动的区域局限于京城。
楚歌虽然向皇帝保证了要扳倒这些旧党,但具体怎么扳,还是得好好考虑一番。
直接蛮干肯定是不行的,如果一个官员本身没有犯罪却强行给他罗织罪名,那就做得太明显了,也很容易被其他的旧党给群起而攻之。
到时候皇帝也会下不来台。
而如果有罪证的话,这种事情办起来就名正言顺了许多。
想要搜集罪证,或者编造罪证,武德司都是必须要拿在手里的一个机构。
自齐朝建立一来,武德司就一直发挥着作用,也一直在挨文官士大夫的骂。
在原本的王文川看来,这显然是个令人生厌的特务机构,不可能有什么好脸色。
但在楚歌看来,武德司恰恰不是做得太多了,而是做得太少了。
这个机构,根本就没有发挥出它应有的作用。
想到这里,楚歌扮演的王文川直接把一份奏折扔到刘知恩的手上。
刘知恩愣了一下,仔细一看。
《论武德司巡查亲事官札子》,作者,文君实。
这是文君实之前向皇帝弹劾武德司的奏折。
刘知恩粗略地扫了一眼,抬头看向楚歌扮演的王文川:“王相,你这是……”
他彻底被不按套路出牌的王文川给搞疑惑了。
楚歌微微一笑,摘了奏折上的一小段念了出来:“‘臣等伏闻,武德司潜遣逻卒,听市道之人谤议者,执而刑之。又出榜立赏,募人告捕诽谤朝政者。臣不知自古圣帝明王之政,固如是耶?’
“这是文谏议之前弹劾武德司横行不法、恣意妄为、构陷诽谤、因言罪事的奏折。
“刘提举,若是官家真的听了文谏议的话,废了武德司、将武德司中的不法之人全都缉拿严办,你又要如何自处?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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